2008年6月25日，央行再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达到17.5%的高位。在央行该次行动之前的3个月，美国贝尔斯登银行被收购，该次行动之后的三个月，雷曼兄弟银行破产，正式揭幕美国金融危机。回顾往事，央行的时点把握令人击节称叹：如此完美地在不合适的时点做出了不正确的决策，亦非易事。

　　2011年8月27日，央行再次出手，宣布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保证金管理范围。如果没有相应对冲举措，此举相当于提升存款准备金率1.5个百分点。

　　上一次的错误令央行在随后的一年时间中手忙脚乱地予以纠正，甚至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随后的半年时间中，央行3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4次调低各主要政策利率，并在2009年支持银行大举放贷高达10万亿元之巨。央行在2008年的过紧以及随后的过松政策不仅没有起到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恰恰相反，恶化了经济波动，纵容了通货膨胀，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如今，在全球经济风雨飘摇、即将进入第二轮经济减速周期之际，央行再次收紧货币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经济的伤害。

　　央行加大货币紧缩力度的原因，据说是“以控制通货膨胀为经济政策首位”。之所以这一举措是错误的，在于它误判了通货膨胀成因，误判了经济形势，也误判了政策后果。

　　首先，目前通胀高企的首要原因，在于宽松财政政策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巨大投资规模，而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速与金融环境。在经济增速无忧的情况下，中央财政仍然安排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之十二五规划刺激下各地政府忙于铺摊子、上项目，固定投资增速居高不下。与此相配套的巨额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了钢筋水泥为等上游行业，在转为产能之前，强化了供需缺口与物价上涨压力。我们的量化分析表明，宽松财政政策、由外源融资支撑的巨大投资、缩小的外贸逆差，构成目前高通胀的机制条件与主要动力。正是因为如此，紧缩货币政策在实施了两年之后，通货膨胀却迭创新高。换句话说，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药不对症。

　　其次，即使央行不能准确判断通货膨胀成因，至少应该对经济形势有更加敏捷的判断。目前的各项经济指标与经济运行逻辑，都清晰透明地指示出，目前经济正处于从投资建设向产能释放转变、从被动补库存到主动去库存转变的阶段，经济增速平稳下滑。历史上，每当经济处于这种阶段的时期，通货膨胀速度都是逐渐下滑的。例如与目前经济状况最可比的2004年下半年、2008年下半年以及2000年。加之美国、日本、欧洲经济明确无误的转弱态势，通货膨胀压力更大的可能性是降低而不是上升。按照我们的量化分析，工业增加值增速处于持续下滑状态，并有可能到明年上半年跌破12%关口，随着去库存逐渐展开，通货膨胀压力也将逐渐降低。

　　第三，更加严重的，是紧缩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内在增长潜力的伤害。处于管制中的中国金融业，把大部分宝贵信贷资源优先分配给了地方政府、国营企业、大型公司等。掌握支配权的各类机构以远低于市场影子价格的价格获得了信贷资金，支持了这些机构大量上马内部回报率极低的不合格项目。与此同时，大量中小型公司与民间经济实体却在很大程度当被剥夺了获得金融服务的资格。由此构建的分割市场误配了社会资源，非常符合经典金融抑制理论的阐述。

　　央行紧缩货币政策有两种基本工具，其一是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其二是提升政策利率。提升利率可以减轻对储户的剥夺，提升居民收入，提升投资效率。但这一政策有可能令地方政府以及国营企业付出更大成本。权衡结果是，央行在加息上动作迟缓，而在提准上决策轻易。

　　然而，提高存款准备金恰好是负作用最大的政策选择。存款准备金进一步提升之后，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进一步受限，金融抑制进一步恶化，中小企业与民间经济体通过艰难腾挪赢得的一点点可怜空间进一步受到打压。目前，货币供应量增速已经跌至13%左右，达到1995年以来增速的最低点附近，相应地，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益发严重。

　　得到的金融服务严重不足一直是中小企业与民间经济步履艰难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试想，如果需要依靠高利贷来应对不时出现的日常流动性需求而不得不付出30%至60%的资金成本，有时候甚至连这样的服务都得不到，生意将会是如何艰难。而这，正是目前发生在珠江三角区、长江三角区等地来自全国民营企业身上的常态故事。

　　中小企业与民间经济不仅是创新的主力军、出口的主要贡献者、新增就业的主要提供者，也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与效率提升的关键。央行提准不加息的政策保护了权势集团的利益，却以伤害民间经济与中国经济潜力为代价，思之令人喟叹。

　　中国经济增速在巨额投资的支撑之下，暂无大碍。即使如此，伴随着发达经济进入衰退，过紧的货币政策对民间经济的伤害的后遗症在明年将会充分显现。届时，中国央行是否应扪心反思？

　　去年年底曾经论及今年是中国宝贵的时间窗口，在经济增速无忧的环境中，可以安全地推进各种制度改革。可惜，“宽财政紧货币”政策被视为政治平衡格局中的不二选择，而缺乏足够强烈的政治意愿进行制度改革。

　　其实，正确的政策取向不难设想：改宽松财政政策为均衡财政政策，以制度制衡与透明监督控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以此控制通货膨胀；改紧缩货币政策为中立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允许民间力量介入金融建设，以此维护就业创造；在“紧财政宽货币”政策环境中依靠改革为中国寻找长治久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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