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伴随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调整兴起，大量效益不高、污染环境的工业企业开始从一些城市的中心城区消退。搬迁企业留下的大量土地为规模不断升级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土地资源，然而，混杂在其中的污染土地也逐渐增加。
9月6日，武汉传出消息称，位于当地硚口区的原武汉染料厂腾退场地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列入今年全国唯一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工程。
在大规模用地需求的刺激下，这些被工业污染过的场地开始在新的开发过程中涌现。据相关媒体报道，仅武汉在最近两年就出现过三起较为严重的毒土地事件。从全国范围看，北京、广州、湖南等地亦有类似情况发生。这些受到污染的场地背后所隐藏的更大的危害，是它们未经环评和治理便悄然进入正常土地开发使用流程。
而按照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业内人士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估计，这五年间，将有数千亿的场地修复市场。
本报记者采访多位参与污染场地修复的学者、企业和地方政府，大多参与土壤数据调查和修复的专家，拒谈这一“敏感”领域，或要求匿名。有专家描述这一市场：“有两辆挖土机，就想进来捞钱了”，呼吁《中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已时不我待。
武汉土壤污染样本
武汉市发改委透露称，试点的地块面积约200多亩的“毒地”全部治理需1.88亿元，其中，可获得来自国家财政补贴5640万元，其余由地方或企业自筹。修复达标后，该地块将专项用于王家墩商务区内两家空军后勤部所属的军队保障企业的恢复性建设。
武汉市染料厂，这个要耗费国家1.88亿治理场地污染的企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是汉口许多老工人骄傲的回忆。
沿长江汉水北岸行进的轻轨一号线，从最繁华的街区穿过，来到染料厂所处区域时，四周的楼房骤然降低，街上人流变得稀疏。在舵落口站下车，从轻轨站口走出，原武汉市染料厂就在眼前。
如今，主要的厂房已被拆除，闲置下来的空地荒草丛生，一些残留的生产设备锈迹斑斑。一栋四层红砖结构的老式楼房伫立在武汉轻轨一号线和工农路旁，这是老张这一批染料厂老职工的住处。工厂垮掉之前，老张花积蓄买下其中两间宿舍。
当时还是年轻小伙的老张来到武汉市染料厂工作。他对于这段国企正式工人的记忆，颇感自豪。1998年，染料厂因效益不济垮掉。在支付一笔按工龄结算的安置费后，老张下岗，住在厂区附近的宿舍。
“高耸的烟囱往外冒黑烟，下雨天，地上积水都是黑色。”现47岁的老张回忆，仅染料厂周边，就曾有过四家化工企业。9月初，他看报纸才听说，老单位就是媒体报道的“最毒土地”。
武汉市政府很早就关注到这块“毒地”。早在2010年，武汉市环保局已向国家环保部申请国家财政支持。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杨松和副市长马旭明专程赴京拜会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和副部长周健。在那次见面中，武汉两位官员专题汇报了硚口区化工企业搬迁污染土壤防治方面的情况，并恳请国家环保部给予支持。
周健随后表示，武汉市应“进一步搞好深度调查”，做出项目建议书，按程序报国家环保部组织评审。未来，环保部将结合全国《“十二五”城区场地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和资金安排给予支持。
“之前全国也有过对毒地治理的项目，治理情况不大理想，所以这次国家的计划分两批，第一批带有验证性质。效果比较好的话，就下第二批计划。这次武汉能有幸入选，确实是武汉市各部门协作高效工作细致”，武汉市发改委一位科长告诉本报记者。
“很多污染土地其实都是历史遗留问题”，上述武汉市发改委官员表示，由于武汉染料厂已停产，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早已消亡，“但政府部门又需要承担起它的社会责任”。
像染料厂这样的污染场地在武汉存在的数量有多少？从该《治理项目建议书》可窥一隅。
硚口区为武汉市七个中心城区之一，其中，古田地区又为武汉市三环以内化工企业相对较为集中的区域。统计显示，武汉市三环线内化工生产企业共127家，其中硚口区有99家，占武汉市化工生产企业总数的78%。
近几年，武汉市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的工业企业陆续迁出主城区。仅在硚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后腾退的土地总数就达4118亩。
武汉市环保局随后组织人员对腾退出的土地进行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初步估计污染土壤面积为1260亩，占总面积的30.6%。
“早些年，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太短视。现在出现的土地污染问题，多是八九十年代的企业留下的”。中国土壤学会土壤肥力与肥料专业委员会委员，土壤环境专业委员会委员胡红青表示，地方需要持续发展，就会继续招商[简介 最新动态]。
再过十几年，现在引进的企业搬走，新的土壤污染问题再次出现。“这就是一个循环”，作为一位环保科研领域的学者，胡红青忧心现状，他认为，要想打破循环，政府需要主导修复工作，同时地方政府应改变发展理念。
毒地在武汉已不是孤例，2007年春节前，武汉汉阳区的赫山地块，原属武汉市农药厂，有工人中毒被紧急送往医院获救。2010年，长江明珠经适房小区被媒体爆出此前是化工厂，后开发商道歉。
在全国范围内，很多城市都出现类似事故。2004年4月，北京宋家庄地铁站发生中毒事件；2006年7月，苏州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家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20亩毒地，导致六名筑路工人挖土时昏迷。
“抢钱”千亿市场
武汉市环保局将硚口化工企业搬迁后腾退的4118亩土地分为五大块，分别为：远大力诺无机盐片(1135亩)、工农路北片(2080亩)、工农路南片(644亩)、汉虎高分子片(166亩)和化工厂片(93亩)。
在上述《治理项目建议书》中，武汉市环保局计划以污染最为严重的远大力诺无机盐片和武汉染料厂场地块为治理重点，进行土壤与地下水详查及土壤修复环境治理工作。按照2010年的预算，工程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4亿元，其中申请环保部拨款补助专项资金12亿元。
2011年12月，武汉市通过《十二五环保规划》。在这份《规划》中，武汉市在未来5年内环保领域的计划投资增加为27亿余元。此外，武汉市还提出，力争到2015年建成国内技术领先、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节能环保产业基地，环保业总产值突破700亿元。
“国家画了一个很大的饼，但是还没有往里面投东西，很多企业都盼着中央财政投入。”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涂书教授是土壤污染治理领域的专家，近年来，作为湖南一家环境修复企业技术顾问，涂多次参与污染修复工作。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最大的难点还是资金问题。
毒地凶猛，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由环保部牵头制定的《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已进入国务院审批程序，按照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
“远远不止这个数字。”武汉和广东的参与过修复项目的专家均告诉记者，他们估计这五年将会有数千亿资金，投入场地污染修复市场。
涂书新教授最直观的感受是，环境工程专业这几年终于“热”了起来，以往学生多愿读研读博，现在本科毕业都被招走了，连以往老大难的女生，都很抢手。
“这个行业急缺专业技术人才，刚毕业年薪过10万都很正常。”他还特意提到有学生去了北京建工公司，该公司隶属北京建工集团，是国内最早承接场地修复项目的企业。今年2月21日，该公司宣布启动创业板的上市计划，被媒体称为“挖出来的”上市公司。而目前每年新增加的大小企业，至少有100家。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表示，依据他参与项目的经验，目前评估和验收是土壤修复中的重要环节，但现在缺乏统一 标准，一些官方机构并无专门做土壤评估的专家。“行业没有标准，直接结果是无资质公司浑水摸鱼，验收混乱，另外报价虚高。”他说。
“在没有统一的评估和验收标准前，很多公司想进来抢钱，以为买两个挖土机，请两个工人就行了。”武汉一位担任某国企技术顾问的专家张京说。
目前修复行业包括三类，一是地方政府主导和高校、研究所以及公司组成联盟，武汉市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即是由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等四家单位共同组建，是国内最早的修复联盟。“修复联盟大多比较松散，目前湖北还没有很好的修复公司。”武汉市环保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另外就是独资公司和外企。“成规模的公司，以国企为主，大公司都是先拿到标，然后找下面的小公司来做。”他说，而招标环节，则是“各显神通”。
“很多是内定的，外地修复公司很难打进来。”这位专家说，外企很难拿到标，原因是没有在国内的修复经验，另外，不同城市之间，没有官方背景，夺标也很难，除非是像北京建工这样的有实力的大公司。
武汉染料厂获国家发改委拨款的消息，早已在一些专业论坛上热议，被一些专业人士盯上。而在张京挂靠的邻省某国企，早已跃跃欲试。记者在他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该公司发给他的材料，材料中提及武汉染料厂和临近武汉的葛店化工集团污染场地修复项目正在招标。
记者从武汉市发改委了解到，其实这块地是在2009年停产，退场地由武汉中央商务区集团储备。
武汉中央商务区集团的一位朱处长介绍说，他们09年就买下了这块地，主要是为军队建房子。他们整个集团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抽调几个部门的同事，成立了一个指挥部，专门负责场地治理和后期建设工程。“当时这个地没人要，政府让我们接手；后期为了发改委批这个项目，我们往北京跑了不下20次。”朱处长说，“对这笔钱，我们肯定会用好，这是大家关注的重点，武汉市审计部门全程跟踪审计。”
朱处长还表示，对众多商家关注的修复工程招标，目前还没听说开始。
据透露，大型国企财力雄厚，一般都会提前盯梢热点项目，并安排技术人员做研究。“只要一公布招标，我们就有完备的方案。”张京说，但他对武汉染料厂项目中标“不抱期望”。
除了招标混乱，有业内人士提出，毒土地治理价格确实昂贵。
武汉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此前媒体报道的“最毒地块”，并无标准；媒体人为地将项目总投资分摊在土地面积上，突出了治理成本的畸高。实际上该项目总投资是按照污染土壤的土方量来计算的，治理成本为500元/立方米。
广州的广氮地块，从2004年开始就备受开发商关注，因广州氮肥厂早已破产，被纳入政府储备用地，并规划做保障性住房，用地性质由工业性质，转为居住性质，修复资金由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承担，也是广州第一块成功完成土壤修复的住宅用地。
万洪富曾主持修复工程，该地块的土壤污染类型，主要为有机污染，包括总石油烃和多环芳烃，合计污染面积11290平方米，污染土方量5963立方米。据透露，整个工程实际耗资六百万左右，而此前官方预算为六七万。
其中一位也参与该项目治理的专家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打破了行业潜规则，“很多同行不高兴，说我们把行情错误引导。”该专家无奈表示，“其实治理费用并没有那么昂贵，我们研究所不赚钱，交给公司就不这样了。”另外，场地修复的价格，是根据其日后用途，决定其修复程度，而非盲目高标准投资。
在万洪富看来，广氮工程修复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获得了从国务院到地方的重视，从调查、评估、修复到验收，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专家团队。针对此前备受争议的南方钢厂修复项目，他曾提出检测标准落后的问题，他认为钢铁厂造成的污染，不仅仅是重金属污染，还有有机物污染，居住用地的土壤标准检测项目中，不仅包括类似重金属这样的无机物指标，还应包括60项有机物指标。
“行业标准需要规范，中国土地污染防治法，亟待出台。”记者采访过程中，北京、武汉和广东三地参与过土地修复项目的专家共同如是呼吁。
修复VS地产动力
9月24日傍晚，记者来到武汉汉阳赫山原武汉市农药厂地块。工地现场，两台挖掘机正在开工挖土，数十辆装载着受污染土壤的卡车停在一旁，等待将其运走，进行焚烧处理。部分地块上覆盖有塑料薄膜，现场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此举是为防止土壤中的异味溢出。
据施工现场工人员透露，正在治理的土壤中主要含有六六六和DDT等有机磷和有机氯农药的化学成分，且受污染的土层大多较深。因此，施工进度缓慢，何时完工不便透露。
2007年2月，这里还是武汉三江航天房地产[简介 最新动态]公司的商品房建设工地，因工人陆续出现严重中毒反应，施工方意识到“此地有毒”，紧急停工。
3年后，三江地产将此地退还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并获赔1.2亿元。地方政府耗资2.32亿元，于2011年5月启动修复工程。
同年，武汉市获“国家康居示范工程”的经适房小区长江明珠，被媒体爆出地块为长江化工厂旧址，建房前未经过环评。这一事件最后以官方验收合格的回应结束。
当时，中国地质大学环境评价研究所所长程胜高表示，场地内污染土壤经过隔离封存后，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该研究所正是武汉市的“污染场地土壤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组建方之一。记者前往中国地质大学联系程胜高，对方均因一直较忙，未能接受采访。
毒土地和房地产的微妙关系，武汉展示了冰山一角。
毒土地在建房过程中或者交房后被发现，伤害了开发商和业主的感情，但在房价居高不下的今天，毒地扔是地产商追逐的热点，以上提及的广州氮肥厂、原南方钢铁厂等地块，修复后都被建成经济适用房，更多修复后的土地，建起了商品房。
同时，地产开发也是目前毒地修复的原动力。
“修复后的毒地，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你不盖房子，谁来修复？都做公园，费用谁来出？”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高胜达说，治理资金困境，决定了现阶段毒地的用途。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涂书新说，现在技术问题都可以解决，资金很关键。按照国际通行的“谁污染谁治理”的模式，在国内少有实践。以武汉染料场和赫山地块为例，污染企业都为早年的国企，都已破产，烂摊子只能政府埋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2008年接受专访时提出，要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湖北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的一位处长，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一方面争取中央财政扶持，一边争取投资方参与治理，治理并受益。
“显然，目前房地产开发，最能受益。”高胜达说，“有地产开发价值，才会开发，对整个工业用地污染的治理来说，没有持续性。”
李国政也表示，用治理后的污染场地，在寸土寸金的“北上广”，会比较抢手。最主要还是看地价收益，地产商拿媒体关注度很高的毒土地，是冒很大的风险的，武汉现在发现的毒土地，肯定没有地产商敢要，当然目前被公众知道的土地主要是赫山地块、武汉市染料厂地块和长江明珠经适房所在的地块。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前所长万洪富告诉记者，此前某地政府将地块打包出让的某有毒地块，对方修复花了6亿，实际卖了8亿，其中盈利空间还是很大的。
污染场地在政府监管下修复后出让，跟直接打包出让相比，高胜达更赞成前者，他认为，对现阶段已经倒闭的污染企业，政府部门应该主导修复后，再出让。“毕竟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而且修复行业验收标准也欠缺。”高胜达表示担忧。
他认为，在目前中国污染场地数量多面积大，且修复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主导建立污染土地风险评估等级系统，确立场地修复优先次序，并根据场地用途，确定治理目标。
高胜达将中国的场地污染的治理，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7年到2012年，主要靠房地产带动污染场地修复；从今年开始到2020年，是房地产带动和政府监管双轨阶段， 确立发布土壤防治法，并理清开发和修复的关系，降低他们的相关程度。二者有联系，但绝不是现在的这种状态；2020年以后为第三阶段，场地污染治理顺利过渡到谁污染谁治理阶段，治理经费由污染企业依法缴纳。
签保密协议的数据
在地产驱动力的修复背景下，中国被污染的土壤到底有多少？其中用作商品房的污染场地有多少？
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启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及预防措施的调查工作，预算资金达10亿，计划2010年完成。但至今数据尚未公布。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就曾表示，调查结果已经汇报给国务院，须经国务院批准后适时公布。
今年在北京召开2012年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有媒体记者数次追问环保部自然生态司土壤处负责人，均未得到回答。
在官方的沉默中，圈内学者率先发声。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曾公开指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换算成亩为3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
其中，受矿区污染的土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土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耕地近1000万公顷，污染农田面积达330多万公顷。
记者采访了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员，以及武汉、北京五所重点高校研究土壤治理的近10余名教授，其中大部分人都曾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2006年的这次毒土壤调查。
华中农业大学的一位教授表示，在北京的一次政府会议上“见过一次”最终数据，但是不方便透露。“全国土壤污染数据，我只能说是非常严重。我们先做区域的调查，然后提交给省环保厅，湖北省再上报给国家环保部。”他说，目前他们做研究涉及到相关数据，都不能发表，因此，许多研究数据都来自上个世纪90年代的调查。他猜测，这或涉及到稳定，国家一时很难拿出那么多钱完成治理。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则表示，“目前数据这是绝密，我们参与调查前，都签过保密协议的。”记者再三追问时，他无奈称：“这只能去问环保部。”
湖北省环保厅污染防治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他们确实组织过土壤调查，但是全国的数据不是简单交上去就算完成的了，现在整个统计工作并未完成。
“目前湖北的相关部门治理污染场地的积极性不高，不比重庆、江浙和北京。”张京表示，曾作为修复公司顾问，参与过外省污染场地修复工程。他总结称，目前官方主动去修复的，大多是被媒体曝光的，或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土地，但现在老百姓对毒土地的认识程度不高，官方又对毒土地情况“绝对保密”。武汉长江明珠小区在被媒体曝光后，业主才知道房子是化工厂废址。这样的事情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的概率不会低。
对于土壤数据的“保密”，中国环境修复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高胜达并不完全认同以上专家的说法。“很多媒体关于质疑‘保密数据’的报道很多，也存在一定的误解，引发很多猜测。”他说，2006年的土壤调查，是全国调查均按8公里×8公里的范围取样，取样调查的方式，比较粗糙，随意性较大，结果并不严谨。各地的调查数据提交后，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还有庞大的数据处理工作，可能很多还需要重新加大密度调查。
“为什么不公布，原因很多。不公布，很多猜测和恐慌，不该随便做结论；在没有做好数据统计情况下，公布后会引起新的问题，很多人会利用炒作。”高胜达说，公众的知情权，需要媒体来推动和加强，但也要防止矫枉过正，应该引发大家去理性思考。
高胜达看来，目前相关部门以及相关行业，都没有完全做好公布的数据的准备。除了数据调查粗糙，另政府监管力度还待加强，污染场地修复市场混乱，大小公司鱼目混珠，环保产业的重视，谁都想进来捞一把。
目前武汉市染料厂获批国家发改委在全国启动的第一个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工程，“国家很早就在提试点修复，到现在的批示，是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的。”高胜达说，这说明土壤治理已经上升到国家关注话题，这块地从评估、筹资到招标修复，对政府完善污染场地修复管理，和修复市场的建立，都具有示范意义。
“国家拨5000多万，上面肯定都会关注钱的动向，你们媒体关注度也高，大家肯定也都会盯着。”他补充说。现在最迫切的是，目前我们需要法律实施和常识普及，让企业认识到，造成污染或导致破产后果，尽快过渡到第三阶段，即“谁污染谁治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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