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土地为谋暴利闲置长达17年，相关部门会不会被认为严重失职？在国土部积极参与调控的9月土地问责风暴中有望给出新的答案。

8月19日，继1457宗闲置土地名单后，国土部最新披露的闲置土地名单已增至2815宗，数量翻了一番，时间点则从截至去年9月底到了今年5月底。同时还通报了7宗违法违规案件，而挂牌督办案件从5月的4宗增至6宗，不减反增。

对于即将到来的土地问责，国土部部长徐绍史一度坦言“压力极大”。此前不久，国土部公布的问责时间是：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

“7宗违法违规案件、6宗挂牌督办案件，正是8月约谈的要义之一。”18日，国土部土地利用管理司一位女士在电话中告诉《华夏时报》记者，按照部里的部署，9月将根据检查结果实施问责。

那么，如何问责？徐绍史要求做到两点：“首先让问题浮出水面，其次是责任到人，要问得合理，让地方心服口服。”

据悉，按照国土部对9月土地问责规定，即对所辖区域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15％以上，或虽未达到15％的“警戒线”，但后果严重的将被问责，包括记大过、降级或撤职等。

本报记者采访发现，正是有了这个15%警戒线，一些地方政府在此做文章，有的正积极出台更严厉政策自救，有的则用隐瞒不报等办法意欲逃责。

问责到底

“‘约谈’只是预警，如果大量土地违法违规问题仍得不到解决，国土部就可能动用其他手段。”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巡视员张璞表示，“即使调走了，但如果这个土地违法违规发生在任期内，也要追究责任。” 8月18日，国土部内部人士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国土部最近约谈了部分土地违法严重地区的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挂牌督办一批重大典型案例，“这里所说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指当地政府的‘一把手’，如果具体到一个城市，就是市长。”

据悉，纳入此次约谈的范围将主要包括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市，以及其他人口在50万以上的155个城市，最后期限在8月15日前。

在前不久的一次会上，国土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向记者表示，今年是国土部首次使用“15号令”，对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进行问责。“‘15号令’于2008年5月由国土部、监察部和人保部联合出台，将‘15%’作为问责比例标准，是三方慎重研究设定的。”李建勤说，问责最重可予以撤职处分。

记者注意到，徐绍史强调首次问责时措辞是，要真正达到“震慑”、“教育”的作用——第一让问题浮出水面；第二需要我们改进的就改进，第三该问责的还是要问责，但是要问得合情合理。

“这一次要动真格的了。”李建勤说。据李建勤透露，2009年被约谈的城市，每个城市已扣掉了1000亩用地指标。今年，对违法用地比较严重的城市显然更严厉。

就在问责到来的同时，国土部又于8月19日披露了扩大版的闲置土地名单。在此之前，国土部关于盘活存量土地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新政”明确规定，凡有存量闲置土地的乡镇（街道），国土资源部门在安排用地指标时，相应扣减用地指标。

“清理闲置土地是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徐绍史要求。据悉，下一步国土部将督促各地加快查处进度，维持对违法违规房地产用地的高压态势，9月问责之后，“务必于10月底前基本完成查处任务。”

下有对策

问责风暴渐近，旋涡中心的地方政府如何应对？

本报记者采访获悉，浙江湖州市近期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建立土地执法共同责任制的实施办法》（下称《办法》），进一步明确细化基层土地管理负责人的责任。据悉，除了《办法》外，湖州还将推出“预警约谈”和“离任审计”两个后续的“配套”细则。

“湖州存在土地违法并不鲜见，比如湖州某县高尔夫球场违规侵占基本农田。”浙江湖州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傅自强表示。另一促使《办法》出台的“导火索”，就是今年卫星遥感图片执法检查首次覆盖全国，已从去年的172个城市扩大到2859个县，此次湖州位列其中。

而本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湖州出台的《办法》则更进一步，将问责对象从“地方政府”延伸至“党委政府”。

而在广州番禺、南京等地也出台了类似的文件，如在土地违法“重灾区”的广州番禺区，将查处违法土地与“帽子”、“位子”挂钩，将违法责任明确落实到乡镇、街道办。

最新的消息称，重庆一位厅级干部因土地问题被撤职，但这一消息尚未宣布。“地方政府在积极应对的同时，另一面则是‘暗中应对’让GDP数字增长更‘漂亮’”。某地方官员赵文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对违法用地案件隐瞒不报的地方司空见惯。

“现在，‘批而未供’的土地将被问责。”18日，河北省政府一位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坦言，但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土地，不惜引进高占地、高耗能的项目，其借口就是这些项目能给地方带来税收和就业。

多个地方政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坦承：“正在加紧‘暗中应对’国土部收紧用地指标的措施，比如加快征地、集中土地整理开发等，避免被国土部扣减用地指标。”

而据记者了解，各地的地方城投公司拿地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止，如西藏城投、陆家嘴、城投股份等，而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当地地方政府的“授意”。

北京大岳咨询公司总监李伟所认为，地方政府每年都向国土部要用地指标，很多地方政府都依托城投公司组织新的土地整理开发平台，增强土地开发能力。

其中，安徽黄山城投公司就是一个例证。作为地方土地整理开发的平台，安徽黄山城投公司采取了土地划拨、城市配套建设费划拨和城市经营收入权转让等多种方式，给黄山城投转移了多项稳定收入渠道。与黄山一样，其他省市也有这样的“投融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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