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

■邓郁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

■李国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一连串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下行阶段，如何稳增长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在稳增长的过程中，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企业这三个方面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时报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所长邓郁松、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主任、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李国强三位国研中心专家共同探讨。

货币政策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仅等同于政府投资政策，应重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

中国经济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1日召开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财政政策因此被寄予厚望，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央行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6月开始又连续两个月下调存贷款利率，做出了一系列缓和金融的动作。如果经济形势恶化，你们认为在不采用大规模刺激经济举措阻止6个季度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趋势的情况下，财政政策能够起到多大作用？

陈道富：我认为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应仅等同于政府投资政策，应重点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一是要允许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当前财政收入下降，特别是税收收入下降，一些刚性的民生性支出增加，是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表现。为了保持税收和财政收入的稳步增长，加大税收征管力度，甚至提前收税或者加大各种费用上涨力度，并不利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二是应进一步加大结构性减税，在一定程度上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规模。三是不仅要在规模上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是要将财政政策用好。日本积极财政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重视财政支出的效率。应关注财政支出的长期效应，特别是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不能为了扩大支出而扩大支出，追求金额巨大的大项目。四是财政政策要与调结构等长期供给面改革结合起来。

中国经济时报：今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6%，这是三年来经济增速首次低于8%。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一些人提出让人民币适度贬值，你认为人民币贬值会是一剂良方吗？

陈道富：二季度经济增长虽然低于8%，但我不认为通过贬值来刺激经济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当前的汇率趋向于一个均衡的水平，现在的汇率波动和国内外经济与金融形势变化高度相关。目前，欧债危机起起落落，而美国经济前景不明，我国经济是各方广泛关注的亮点之一。5月份，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经历了资金快速外流和汇率大幅贬值，我国的汇率保持相对稳定。我国如果主动引导汇率贬值，可能会给国际资本留下做空中国的投机机会，加剧资金流出，引起不可控的更大幅度汇率贬值。人民币渐进升值期间，市场参与主体积累起来的人民币多头，可能也不得不进行调整，给汇率调整施加了技术上的压力。在我国当前货币投放机制下，老百姓的通胀预期仍然较强烈，资金外流和汇率贬值会引起货币紧缩，容易出现恶性循环，给我国脆弱的金融体系，特别是民间金融体系带来额外的压力。

从实体经济角度看，在汇率贬值产生积极的促进出口效应之前，往往有一段先恶化的时期。当前全球的外部需求较弱且可能持续较长时期，我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除欧盟有所下降外，其他均保持相对稳定，部分地区甚至有所提高。在这个时期，若采取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竞相贬值的政策，则收益有限。

在当前环境下，贬值的宏观效应可能不是扩张性的，至少短期内是紧缩性的。当前，我国产业升级和转型尚未完成，企业对未来预期并不明朗，经济运行也处于降中趋稳的关键时期，贬值带来的恶化阶段可能给我国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完全可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上下波动中，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并推动建立和完善外汇风险管理市场，给予市场逐步调整外币头寸机会，逐步释放汇率风险。

房地产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调整、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并不是放松或收紧的问题，政策调整的目的是要使市场运行更加健康，有利于建立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摆脱松紧调控的怪圈。

中国经济时报：近日，有学者指出GDP破八是打压房地产市场的必然结果。在经济下行的刺激下，中央提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你们认为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市场会在稳增长过程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邓郁松：首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超过20%，房地产业也是典型的终端需求型产业，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客观上会对下游行业带来较大的影响，房地产业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有其规律性，今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明显回落，虽然有房地产调控影响的因素，但也要认识到，从中长期角度观察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有其客观必然性。根据我们对人口、城市化率、住房需求改善潜力等指标测算，并参照国际经验，目前房地产投资增速出现回落是客观、正常的现象，这也是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开始进入正常回调周期的反映。即便没有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速也会出现回落。因此，期望房地产投资持续保持超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认清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认识房地产业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经济时报：在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表述中，防止房价反弹相较于去年从“坚决”转为“切实”，且对投机投资性需求从“抑制”转为“坚决抑制”，结合一、二、三线城市的情况，你们认为房地产调控政策在执行层面有没有进一步收紧的可能？

邓郁松：目前，对房地产市场调控会收紧还是会放松的争论较多，我认为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简单地归结为放松或是收紧不利于建立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比如，有的人对房价问题更关注，认为政策收紧就会使房价回落，但北京等部分热点城市的调控政策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为什么近期这些城市房价反弹压力较大？也有的人对增长问题较为关注，认为放松调控政策才会稳增长。显然，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得出的结论会存在较大差异。我个人认为，讨论房地产调控政策，首先要理清房地产调控的目的是什么，需要达到几个目标？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现行的调控政策或提出的各种建议是否能很好地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把这些问题理清楚，把造成问题的原因找到，对症下药，才可能真正实现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发展。

所以我认为松还是紧并不是问题的本质，调整、完善房地产调控政策并不是放松或收紧的问题，政策调整的目的是要使市场运行更加健康，有利于建立房地产市场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逐步摆脱松紧调控的怪圈。

中国经济时报：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行政干预为辅，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控？

邓郁松：应该说目前进行的房地产调控主要依靠的是市场调节的手段，如税收、利率等政策工具的使用，当然部分城市也使用了限购这样行政化的手段。我认为，评价调控政策，不能简单地看调控政策是否是市场化的，而更应关注调控政策的效果。如果简单地根据市场化与否来评价，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如在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次贷危机。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行政调控不好，市场调控就好；或者市场调控不好，行政调控就好，关键是调控政策要对症下药。要知道调控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使用的政策工具是不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有效手段。如果不是，就需要调整完善；如果是，就要坚持。

我个人认为应坚持目前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同时也要考虑房地产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别性，在继续坚决抑制投机性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改善型需求的政策，逐步形成有利于住房梯度消费的政策环境，使房地产市场真正成为以自住型需求（包括首次置业和改善型需求）为主的市场。

企业在稳增长中的作用

要想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创新应该是第一位的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在7月31日的政治局会议表述中，促进产业升级、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提法引人注目。具体来讲，应该如何加快产业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李国强：我认为要想加快企业结构调整、增强企业的活力和动力，创新应该是第一位的。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创新应该是一个常态的事情，创新会带来企业的长期效益。现在像2008年那样进行4万亿元大规模投资的做法已经不可取，但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到积极进行创新的企业中去，这样既可以增加投资又可以为未来经济持续增长打下较好的基础。此外还应对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在减税过程中更要照顾到小型、微型企业，在减税的同时还要对它们通过财政补贴、贴息等方式加以大力扶植。国家已经出台了针对小微企业的很多政策，重要的是要积极加以落实。

对于稳增长我们还要认识到，在经济快速增长30年后，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的要求，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必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也是必然的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客观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很重要。

中国经济时报：CPI的持续回落，一方面为稳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更大空间；另一方面CPI持续下降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应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李国强：关于如何平衡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过去我们经常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通胀比较低时，会放松货币，我认为这只能说是一个解决措施但不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政策工具。从总体上说，当前的货币供应量是充足的，差不多有85万亿元，所以放松货币政策没有现实基础。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拉动，而现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大规模投资也不现实、国内消费也比较低迷，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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