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爷，您好！我们是湖南农大的土地流转调查……”“伢子，你们又想调查啥！村里的问题就算你们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时值晌午，骄阳炙烤着大地，湖南省长沙县白沙乡一位正在忙着装修的大爷对湖南农业大学4名调查员吼道，空气霎时仿佛凝固了。面色严肃的大爷若有所思地缓了一下神，随后细细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些大汗淋漓的学生，语气低沉地说：“国家土地流转政策好，流转也给我们带来了收入，我们打心底里高兴。但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土地怎么用不能由他们说了算啊！”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民对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认识程度及接受情况，今年暑假，湖南农业大学(以下简称“湖南农大”)组织52名同学，对土地流转大县长沙县的8个乡镇、26个村庄的144户农户进行深入调研。长沙县双江镇地处长沙、平江、浏阳三县(市)交界的龙华山脉，是湖南农大本次土地流转调查的主要乡镇之一。

　　在双江镇山笔村，一些接受调研的老人说，儿子女儿都在外打工，以前家里种的几亩田，耕田、插秧、收割都靠自己一个人，一天下来累得不行。“现在种地不比以前了，种子、农药、化肥、播种、收割样样都贵，一年辛辛苦苦种下来，还不够一家人糊口，要是再遇上老天爷不给好脸色，更是担待不起，倒不如把田租出去划算一些。”

　　因此，他们多把田租出去，待在家闲着带带孙子，还可以拿着每年企业给的租金，日子过得轻松多了。

　　双江镇最大的生态农庄——胖胖农庄的负责人介绍，该农庄的面积约2400亩，主要用于种植有机稻、有机蔬菜，部分用来搞养殖，采用的是半机械化操作，对不能用机械操作的地方，也会聘用本地的农民。

　　双江镇民办李主任则表示，这种模式让农民得到土地流转费用，还有时间经营剩余土地(例如自己种菜、种蘑菇补贴收入)，不仅有利于剩余劳动力在农庄做零工，还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绝大多数土地流转的项目不仅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也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但对土地流转，农民并非都持赞同意见。

　　据黄花镇长丰村某“生态农庄”的流转户透露，他们根本不愿意将土地租出去，是在村里干部三番五次劝说的压力下妥协的。很多村民也反对流转，可最终仍然“扭不过农庄的大腿”。

　　在黄新镇高塘村，一位年近六旬的陈老伯讲述了发生在他们村的奇怪事。村里原有几十亩地归集体所有，几年前，村民委员会打着“建设粮田基地”的旗号，得到村民的同意后将地承包出去。可是没想到，原本承诺用于建设粮田基地的地上，突然建了一座大工厂。老人说，受骗后，他们曾几次找到村委会，还一起联名上书到相关部门，最后却没有什么结果。

　　闲散的农民成了“牌民”

　　“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土地流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流转的背后也存在许多问题。用得好了造福人民，用不好反而养成了农民的惰性，甚至还会引发社会问题。”白沙乡民办主任李克令说。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许光达的故乡——黄兴镇光达村，调查员发现了一个怪现象，走访数家农民之后，要么门窗紧闭，要么无人回应。这光达村的村民都到哪儿去了呢？

　　“现在村里的人都不种地了。”几名妇女告诉调查员，“一过中午，他们都跑去麻将馆打牌了。”正是农忙时节，农民不下田种地反而搞起休闲娱乐？调查员连连发问：“他们一天到晚打牌，靠什么生活呢？他们的田地又怎么办呢？”

　　一名中年女子无奈地笑了笑，说：“现在时兴搞生态农庄、吃绿色蔬菜，他们把土地都租给老板种菜了，每年每亩能拿到1200元，还种什么地？倒是我们这些外地人来这里打工下田，谋个生计。”而对榔梨镇金托村今汉生物公司附近村民的询问中，调查员得知，相当一部分村民对土地归宿持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表示：“只要企业能够按时按量付钱就行。”

　　对此，双江镇民办的一名负责人难掩心中的担忧：“土地流转出去后，农民没地种了，而企业聘用的临时工大都是‘3860’人群(指妇女和年纪大的人——编者注)，青年劳动力都去了大城市，导致留守问题严重。几十年后，那些年轻人不种地了，也不会种地了，之前老一辈的种地经验都传不下去了。”

　　土地流转之后，村民的无奈与就业问题，已经成了当地政府烦恼的问题之一。

　　流转后的维权与担忧

　　湖南农大学生在走访中发现，调查的144户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中，被动接受流转的为71户，比例近50%。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户是因为附近农户流转或是村组的劝说，而不得不将土地流转出去。

　　“由于知识的缺乏，农户对相关的政策并不是很了解。”湖南农大学生张思发现，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在高中学历以下。其中48.6%的农民表示，自己基本上不了解土地政策，所获得的信息一般是道听途说。41%的村民的了解途径是政府组织宣传，形式单一且多是文件语言。

　　“我们哪懂什么土地流转政策，村里面组织流转，我们就得租。”在素有“水果之乡”之称的白沙乡大花村，有村民表示，他将自家的山地租给李子基地了，当时还将原本山上长着的各种树都砍了。他心痛地说：“他们虽然会给400元/亩的青苗补助费用，但现在李子树的树枝还没长茂盛，收益少，周期又长，而且大量的树木被砍了，一下雨，那些泥巴和雨水一起从山上流下来，这些地的利用价值就降低了。”

　　“白沙乡流转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果树和种蔬菜。果树生长不仅扎根深，还破坏了粮田的水系。几年之后，将会出现土壤板结，水系难以恢复等问题，这些地是否还能恢复，是否还能很好地种植水稻，这是我们担忧的，但是农民在这方面几乎毫无意识。”白沙乡一名“80后”副乡长说。

　　湖南农大学生严彩虹说，他们小组了解到，本应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充当重要的监督角色的当地政府，并未承担起相应职责，监督变了味。她说，土地流转由乡镇政府和村组统一引导、实施的占六成以上，但是也有农户反映，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不得不将土地进行流转。在一些村子调研时，企业依仗政府机关的势力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事时有所闻。“如此强势的背后，惠民政策是否还能起到真正的惠民作用？地方政府能否公平公正地进行有力监督？我们担心土地流转政策将会与原本的实施目的背道而驰。”严彩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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