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大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之一，财政政策总是承载厚望。然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提出，长远看来，逐步淡出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方向。

　　新时期，财政将越来越注重“点式调控”，简而言之，就是“把钱花到刀刃上”。

　　■立足现实

　　积极财政投入仍有必要

　　力求“四两拨千斤”拉动民间资本跟进

　　上海证券报：应如何看待当前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否仍有必要？

　　贾康：我作为一个研究者，一直非常强调把短期考虑和中长期追求、中长期完成经济转轨所必须化解的深层矛盾的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

　　我认为当前财政政策的基本扩张仍然是有必要的。

　　首先，四万亿的政府项目投资需要后续资金，如果不能够在资金接续方面作出适当安排，就会带来很多损失。原来想发挥很多正面效应的项目也可能出现梗阻。

　　其次，改进民生也还需要政府财力投入，民生方面有些事情开了头，后续还必须要有真金白银、实打实的支持。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前基础设施升级换代正受到瓶颈制约——看起来是不断在做升级换代，但是经济社会发展把某些需求极大地发挥出来以后，已使我们这样的建设所提供的供给能力跟不上。

　　上海证券报：有人批评之前激进的财政刺激是造成目前各种产能、投资过剩问题的主要原因，您如何看待财政投资？

　　贾康：客观地说，现在大层面上的投入结构并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问题。比如说四万亿、七大投向，网上都可以搜到每一项投入了多少。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必要：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农网、电网，方向上都没问题，像西部的公路网、高速路网都是非建不可的，因为它是准公共产品。而地铁、交通干线也还有很多应加强针对性的建设。

　　最典型的事情可以看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交通状态。比如现在北京京藏高速频繁出现非常严重的拥堵，最长的一次堵了9天，几百公里的路面就这么死死堵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后来启动了相关的几个省的联合协调机制，情况有所缓解。

　　但要真正解决这样一个交通干道的拥堵问题，让它长治久安，非得有大手笔，不是说现在这样的数省联调就能让它一劳永逸，一直有效运转。要跟时间赛跑，赶快打通一条复线。这个可行性方案在通过前面所有环节以后，还要赶快送到决策的那个环节上，得到审批。后面跟着的是资源要赶快投入。显然，这也是一种在顶层规划之下不得不办的事。

　　那么，再说北京主城区、中心区域及内部的交通，出现严重的拥堵。真正解决问题要靠什么？做一个最简单的概括：我认为在北京没有别的选择，就必须像纽约、东京那样，要尽快建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

　　这是以北京交通为例，说明我们前面搞了这么多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升级换代，在某些方面仍然不能够适应现实需要，出现了瓶颈制约。显然，财政的支持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不能完全靠财政、完全靠政府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政府投入财力以及政府用自己的财力拉动民间资本跟进，这个机制是非用不可的。这是财政政策必须要积极一段时间的原因之一，这也是和时间的赛跑。

　　■着眼未来

　　未来财政政策最大可能是回归稳健

　　上海证券报：长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未来财政调控将会经历怎样的变化？

　　贾康：长期来看，我们定的“十二五”目标、2020年确定应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我觉得始终是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初期就高瞻远瞩勾勒的中国怎么样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这样的背景之下。

　　如果说目前的扩张性政策框架不变，再把本年度和以后的衔接做一个展望，我们应该有什么基本认识？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最大的可能性是这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以后会经历一个不声不响的淡出。时间表不敢说得太准，因为正如刚才所说，当前的形势也还有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

　　实际上，这个淡出的过程过去我们已经见过了。我国在1998年至2003年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后，财政政策由刺激和扩张向稳健的转变，就曾经历了一个淡出过程而保障了衔接转换过程平稳有序。

　　2003年成功抵御“非典”之后，其实财政政策也经过了一段时间不声不响的淡出，一直到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正式宣布，财政政策转为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改变了原来的形态。这次我们如果有变化，最大的可能性也是重演这样一次淡出的过程。

　　上海证券报：应该怎样理解财政政策的淡出？其逐步淡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贾康：所谓淡出，也就意味着政府并不宣布政策的显著变化与转型，而是比较低调、徐缓地降低政策扩张力度，到了一定的火候，再对社会公开宣布新政策框架。经验表明，这种有序转变有利于把政策连续性要求与阶段变化后的转型要求作比较平稳的对接，较好地服务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与运行机制的动态优化。

　　这里面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经济相对高涨期财政政策哪怕在一段时间有扩张或积极的特征，也不可能一味地、一成不变地扩张下去。这个淡出是给以后政策转型做一个铺垫，它应该相对柔性地处理为这样一个过程。

　　作为前瞻，只要中国经济相对高涨期间有较大把握避免被外部世界的“二次探底”再拉回低迷状态，中国未来财政政策最大的可能性是财政政策回归稳健，之后再运转几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经济有涨潮、有落潮，下一个经济周期里面相对低迷期来了的时候，扩张财政政策还会再重演一轮。这是最大的可能性，但我们现在倒不急于去预测具体的时间表。

　　使经济运行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意义重大，将有利于减少政策刺激中不可避免带来的过多行政干预和“政府万能幻觉”，使市场更好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机制作用，从而以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来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更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结构优化与效益提升。

　　点式调控

　　把资金用到最急需的供给事项

　　上海证券报：过去粗放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您认为未来经过逐步淡出财政宽松时期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进一步完善？新时期财政调控会有什么样的新特点？

　　贾康：现在中国临近中等收入阶段，大家对改善福利的预期空前增强，往往就超出政府可以组织的供给实力，但财政分配中可用财力永远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的支出意愿，这是一个永恒的矛盾。但我认为公共财政分配在这方面必须有高水平的战略理念，吊高胃口、不可持续的福利增进应予以遏制。

　　作为研究者，我感觉在财政政策扩张的同时，特别要注意怎样跟踪整个发展态势，来把握好财政政策里面特别应该把握要领的内容，以及追求正面效应的重点内容，增加有效供给。

　　这就告诉我们，在政策设计上必须对应结构性的特点，要有针对性。按照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话来说，叫做“点调控”式地把资金用到最急需的供给事项上面。而所谓点调控，都是有强烈结构优化导向的。

　　比如在财政调控物价方面，从物价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社会急需的支撑供给就是农副产品。我们的粮食现在已经有了连续六、七年的增产，在增加农副产品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而财政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继续通过自己的资金，通过给务农的农民以直补和综合直补稳定他们的预期，增加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来使粮食和农产品的供应能够如愿地、继续以一定的速率增长起来。

　　比如在财政引导企业发展方面，我认为以后应该越来越多地运用政府采购这种对于经济有影响的大宗支出。特别是什么时点、什么状态下发力、和什么要素组合，都是所谓间接调控里面的要领。那么我们如果在框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掌握好这样一套要领，就能更好地通过政策工具来引导企业。

　　上海证券报：除了上述问题外，中小企业困难的问题这两年也被大家讨论了很多，但一直未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宏观调控政策最近也逐渐开始把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作为重点。您认为长期来看，中小企业困难应如何对待？财政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贾康：对于大家已经讨论了很久的中小企业困难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认识到中小企业困难的两方面长期影响。中小企业困难的存在是应该肯定它的正面效应的。现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经济总体来说带有鲜明的粗放发展特征，必须淘汰落后产能，使企业更多地进入升级换代的运行过程。那么，现在中小企业碰到的融资严峻局面和难拿订单等，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符合调控意图的变化。

　　而目前在中小企业这个概念下合在一起，全中国是几百万个市场主体，如果加上个体工商户，就是几千万个市场主体。政府并没有本事去一一甄别谁是落后产能代表、谁是过剩产能代表、哪条技术路线应该被淘汰，必须靠公平竞争的市场力量来达到这样一个实际结果。所以从正面来说，中小企业现在碰到的“普遍的困难”，未尝不是一个原来我们意愿中就希望看到的淘汰落后产能、升级换代的过程。

　　另外一个方面就要说到它的负面的、我们不得不防的问题了。如果太多中小企业无法生存，就会导致失业压力的明显上升，比如之前发力过猛过大造成超调以后和其他因素一起，促成中小企业过大的一部分不能继续运转，可能会导致和民生相关、和稳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得杀伤力进一步表面化。

　　所以这个情况是有风险需防范的，怎么掌握这个界限，实话实说现在还没有能力在数量上精确地预测哪里就是临界点，哪里就是分界线，我们必须去琢磨、去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决策层有关部门反复地做调研，高层反复召开座谈会，无非也是在琢磨这些界线。所以这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的是，如何长期在财政政策角度里面看物价走势、看中小企业。

　　■税制改革

　　改革不等于减税

　　降低低端税负增加高端税负

　　上海证券报：在税制改革方面，长远看来新时期应有什么样的愿景？

　　贾康：在人们普遍关心的税制改革方面，我认为从现在到“十二五”乃至更远的将来，财政政策有三个涉及到税制核心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结构性减税。比如目前的增值税扩围就是给我们的第三产业中的市场主体减少重复征税因素，同时也鼓励他们做专业化细分，鼓励他们放开手脚在竞争中间升级换代。而这又联系到中国的改进产业格局，提振消费，调低我们的储蓄率，扩大内需，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大的结构性减税事项。

　　第二个主题词叫做“有升有降”，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在种种制约之下、在工薪人群中做了调整，它调整的结果很清晰：降低低端税负，增加高端税负。这样一来，有些事情并不一定就是绝对的减税，是要区别对待，有降有升。

　　第三个概念就是“结构性增税”，我们提到的资源税改革，实际上就是增税，还有上海和重庆已经启动的、势在必行的房产税，这样一个于不动产保有环节覆盖一定量消费住房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它也是结构性增税。

　　道理有很多，我建议应该给社会大众吃“定心丸”。我个人认为这种改革势在必行，政府需比较早地把这种取向向社会做个交代，同时说清公职人员和社会成员第一套住房或者家庭一定人均标准以下的住房，应该不被这个税覆盖，否则大家人心惶惶，某些说法就成立了，说这个税是跟中国的大多数人为敌——绝对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第二套房是不是应该考虑税率从轻，我觉得也应该积极考虑。因为中国特定国情下，很多人特别在意这个事，很多人说第二套房是我购买的一个特定的商业保险，也不是没道理。第二套房我建议税率也应当适当从轻处理，至于以后对于更高端的房子可能就对不起了。

　　现在上海、重庆就是先调高端、先调增量。这个事情方向要明朗，决心要坚定，具体路径和要领的掌握要特别地讲求艺术、要可行。未来应当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发挥其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职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以及强化社会中等收入与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重要功能。（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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