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燕深圳市都会城市研究院院长

尽管持续两年的调控取得了控制过快上涨势头的成绩，但房价“回到合理水平”的任务并没能真正实现。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依然存在强烈的机会主义色彩，认为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的使命没有终结的时候，房地产依然被需要发挥“增长主力”的作用，因此寄希望于政策朝着有利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方向改善。置业者显然对这一方向充满了判断上的模糊和焦虑担心。但显然，习惯性的认知将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被颠覆的可能。

十八大报告释放的关键信息是持续改革、科学发展、人民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国内外新闻记者的时候也事实上作出了庄严的许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基于上述的语境，房地产业的国民经济关联度和人民住房权利的实现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关键问题。因此，从现在起，必须用更大的经济和社会逻辑与半径来度量房地产问题。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显然是摆在十八大后中国经济基本面最紧迫的问题。国内劳动力成本不可逆转地上升，导致中国人口红利效应进入递减周期；环境资源的透支已接近极限，使得靠牺牲环境的方式换得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在这一基础上，中国一是要在保证制造业大国定位不变的前提要提升产业质量，依靠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驱动，一是要调整经济结构，从简单的外贸依存度经济和投资驱动，扩大消费驱动的能力。今年前三季度经济运行的事实表明，“转方式、调结构”的效应正在显现。但要想真正使中国经济的安全系数得到持续保证，需要社会资本的价值方向对应转型。因此，“去虚向实”已然成为宏观决策层面总体的价值取向。在这一前提下，过去房地产短期暴利化所形成的社会财富效应必然会受到抑制，否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缺乏事实上的“执行者”。

贫富差距缩小显然是摆在十八大后中国社会基本面最具有政治性的任务。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未来十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均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以中国经济体的能力，这显然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数据。但问题的实质不在此。宏观层面当然能意识到中国社会目前的潜在危机不在平均数据上而是分配公平上。因此，收入的可支付能力和收入分配的均衡度将是关键。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涉及民生的事项中，住房权利是基本生存权利，这一领域的改善路径，一是依靠政策性保障住房的加速和持续提供，一是控制以长期的房地产合理政策确保房价的稳定性。如果房价不能遏制非理性上涨的局面，居民收入的可支付能力将无法保障，翻番的居民收入也将毫无意义。社会的贫富悬殊，将透过基本财产的实现能力差距而进一步放大。

以上述两个基本出发点作为房地产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而论，十八大后的房地产走向用一个说法可以概括：“去房地产化”。去房地产化的核心首先是解除房地产起落和宏观经济起落之间的捆绑关系，其次是避免房价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引爆因素。

因此，在未来相当长一个周期内，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取向不会改变、政策力度不会放松，唯一可能发生的变化是政策机构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面临调整，以更长期的政策换取短期手段。比如房产税。目前正在扩大的试点，应该在本质上是为调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寻找一个可平衡的尺度，但显然是在为房产税的最终推行提供可操作性的方案。

需要厘清的是，房地产的调控只是让供需关系在一个合适的价格上交易而非抑制房地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去暴利化也并非去利润化，而是让房地产逐步进入一个基本行业而不是特殊行业，同样，快速城市化的要求依然会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但这一些必须在更合理的政策环境下运行。

当然，所有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房地产更不例外，市场关系的博弈还会持续。无论是开发企业和置业者，还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因此市场波动仍然会是未来一年左右的基本状况。

但无论怎样，方向其实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明了。 （江都第一房网整理）